至少三十年之内中国出不了真正的大师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出身书香门第，3岁可背上百首唐诗宋词，并能心算加减乘除。父亲到任职，钱学森随家迁，入师范附中读书。后考取公费留学生，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航空系学习，后转美国理工大学航空系，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中国导弹之父邓稼先，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他的前辈曾被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的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在和北大教授哲学。邓稼先5岁入小学，父亲指点，读史读文，基础厚实，后与杨振宁同读崇德中学。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任教大学，后赴美国普渡大学学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物理学家周培源，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清朝秀才，周培源幼承庭训。他先入上海附中，后进中等科。成绩优秀，被选送美国大学数理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转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深造，获理学博士学位。又赴莱比锡大学，再赴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从事研究。

　　不同于这几位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吴有训，不是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开店铺为生，母亲勤俭持家，所以家境小康。吴有训7岁入家塾，读五经。12岁进私塾，文史之外，兼习数理。史载农家子弟吴有训，先到县城，又到省城，少年时代全部陪伴书本度过。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毕业后选派美国大学，获博士学位。桥梁建筑专家茅以升，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是清朝举人，镇江名士，创办《南洋官报》。茅以升3岁受母亲启蒙，6岁读私塾，7岁进思益学堂，再入江南商业学堂，后考入矿学堂。毕业后被学堂官费保送，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获硕士学位，转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创立茅氏定律，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家蒋百里，出身书香门第，于乡间私塾启蒙，苦读文史经义，考中秀才。之后入浙江求是书院，获地方官员赏识，赴日留学。其间组织浙籍留日学生，编印刊物《浙江潮》，担任首届主编。学成回国后，投身活动，出任军官学校首任校长，学生有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蒋百里曾师从梁启超，关系亲密，亦曾与梁启超辩论，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传诵至今。

　　以上列举14位科学家有个共同点，就是家庭良好不是指有财富或有。书香门第，并非豪门。而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吴有训，则属贫寒家庭出身，但年幼都被父母送入私塾读书。目前高中分文理班，是大错特错，无穷。理科生整天只知背公式、算习题，文不能提笔作论，史不知古往今来，一上去，日后顶多成为一台计算机器。不懂得如何做个正直的人，亦无思维能力，更谈不到创造，何以做科学家。良好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熟读文史。本文论及之十多位大科学家，都是读私塾出身，自幼领教经义。读文习史，通古博今，培养，学习，所谓先要成为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良好学习的另一重要内容，乃得名师指导。上文十多位大科学家，都曾留学海外。中国高等教育界，至今远远落后国家，要受良好高等教育，远赴海外，无可非议。而这些科学家得天独厚，曾有许多名家导师。叶企孙在美国的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布里奇曼，钱三强在法国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钱学森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并合作论文，创建卡门钱。周培源先从贝德曼，后拜贝尔为师，在莱比锡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的量子力学创立者海森伯。吴有训在美国的导师，是发现康普顿效应并获诺贝尔物理学的康普顿。1999年，中国表彰研制两弹一星贡献突出的23位科技专家，其中19人是叶企孙的学生，两人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另外两人也与叶企孙有密切的学业关系。

　　华罗庚出身贫寒，中学辍学，帮助父亲打理家庭店铺。他自学，发表论文，崭露头角，被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发现，邀请他到大学，边学习边工作，后又被破格任用为助教，从此数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很多人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这样有学识有又有慧眼的良师?又到哪里去寻找华罗庚那样做店铺小伙计的未来数学大师?中国需要更多成功的科学家，中国需要更多成功的文史教育，中国需要更良好的家庭，中国需要更良好的早期教育，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更良好的学术。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叶企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了国际数学舞台。

　　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由于看到了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吴先生说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

　　(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低头。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推行的币制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长，此人上台后，其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不要激起。宋子文，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教、地理，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

　　时代，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如果象现代一样细分，他的文学家身份可拆分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而当代作家写小说的能把散文写好，写杂文的能兼攻诗歌就算是一个多方面手。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大学历史、国文、哲学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思想控制，大学来不及意识形态化。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主义影响较深，也对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机关，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教部，则必将受部中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在西康省做时：地方必须重教，如果县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

　　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表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币50万元以上）。正因为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时海归回国踊跃。晚清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而我国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

　　的确，自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定下“思想，兼容并包”的基调后，“”便一直是时期文化界的主旋律。众所周知，３８年始终战乱频仍：先是军阀割据，再是国共争锋，接着抗日战争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使得者往往不敢也难以做到文化（竞争使然）。事实上，即使是袁世凯、蒋介石这样被目为“”、“民贼”的者，轻易也不敢对文化人太过，哪怕对之早已。而迨至红朝建立，罢黜百家，文化界万马齐喑。文人们怎么也想不通“百花齐放”怎么就变成了“引蛇出洞”，一个个吓破了胆，不是钻入故纸堆，研究些偏门别类（沈从文），就是摇身变成御用文人，为极左凶焰再添一把火（冯友兰）。

　　可以说，４９年后文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泛化（其实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即一切研究、创作都与挂钩，且无限上纲。文学、艺术就不说了，连科学也不得不于文化的：钱学森通过“严密”论证，得出“亩产万斤不成问题”的结论。

　　而时期，学术就是学术，只要不与者正面对抗，一般都能得到宽容。想想吧，即使是在抗战这一极其特殊的时期，依然有张爱玲、张恨水等一大批“非主流”文人活跃着，而从未听说彼因创作与“主旋律”相隔万里的文字而遭非议。宽松之风气，造就了诸多狂狷之士：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刘文典（彼言：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坦白地讲，他们之所以名于后世，也多半在于此其所学多艰涩无比，吾辈殊难索解。而他们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了文化交响乐中最激越的一部，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如章太炎之于鲁迅），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

　　文化界，很容易给人一种很“”的感觉，尤其当人们的目光仅集中在鲁迅等寥寥数人身上时。其实笔者以为，我们所感受到的这种“”，反而证明了其相当程度的“”：最伟大的主义著作可都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写就的。假想他生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或是毛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煌煌巨著吗？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对于某些学者，他所最疾首的地方，可能反而是他最适宜的土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中国文化人，大体有着相似的求学之：生于书香门第，幼年在父祖的督促下，苦读中国经典；长大后接触到科技、哲学著作，方知天下之大，强烈的井蛙之感又使他们发愤恶补。这就造就了这一代人独特的知识结构：合璧，相得益彰。中学重，轻实践；多经验之谈，少逻辑推证。而反之。两者相融，无疑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事物，正如庄子笔下的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完成从“技”到“道”的飞跃。如今人们反对重温国故，重要论据之一便是鲁迅曾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书,多看外国书”其实这实在是先生的愤激之语。看看先生的购书日记吧：我敢肯定，我们能准确读出书名得不到一半；听说过的书不到十分之一；真正翻阅过（还不是读过）的不到百分之一！先贤饱得古典之益，治学方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而吾辈倘若只知其一而学步，自必将贻笑大方。文化人有新旧之分（如徐志摩之别于陈寅恪），但这主要是指他们的倾向或伦理价值观的不同，至于文化心态，则差异甚小。陈独秀是前清秀才，国学功底可想而知，的《独秀文存》可以让我们见识这位新文化主将的另一面；而王国维这个最忠诚的遗老，在文化上却绝不保守，最早运用哲学、美学观点研究中国文艺问题，开风气之先。可以说，正是这种开阔的阅读视界与包容的文化心态，成就了文人的大气与厚重。而同在这片土地上，仅仅数十载后，人们却已无可读之书：的是“资产阶级毒草”，中国古典是“封建思想糟粕”。不读书的后果是常识的缺席。而没有了常识，种种透顶、骇人听闻之事的发生，便不足为奇了。时至今日，阅读的早已无踪，但，人们心中的藩篱，也是如此吗？

　　文化人承继“修齐治平”之古风，学术研究十分纯粹，绝少功利因素。这就了他们工作的精细、个性化，且不受或少受某些的左右。时期的中国，一直在弱国弱民、列强环伺的气氛下，灭种是他们共同的忧虑。这就成为社会前进，学术（尤其是实用技术）发展的最朴素，也是最强大的原动力。尤其是抗战时期，国土大半，而正是在此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这里仅举西南联大为例：战火纷飞，物质严重匮乏，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而就是这样的，走出了数不尽的英才（连当时最被看不起的沈从文，后来都被尊奉为“大师”，其群星璀璨可想而知），原因何在？正在于超功利的理想与坚守使人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或许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最有力：“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反观今日之学界，着实令人汗颜。笔者概括为“三化”：化、赌场化、市场化。化：高校体制几与行政体系一般无二，外行管内行，官僚主义作风普遍。赌场化：主要指不少无良之辈铤而走险，抄袭他人学术，意图侥幸过关。市场化：指靠量化指标（说白了，就是学术的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引导学术研究，导致重理工，轻人文成为风尚，学风浮躁，，斯文扫地。

　　其中前两点似无争议，唯第三点笔者认为又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其实，适度的市场化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事实上，时期文化思想虽可谓异彩纷呈，但总有散兵游勇之感，且多为意气之作（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种研究模式显然并不适合如今这个高速发展、讲求合作的社会。然而，学术毕竟不同于商业行为。学术价值几何是个十分难以判断的问题（工科因为可以直接成生产力因而相对容易，基础理科及人文学科则几乎不可能），岂能明码标价？

　　“大师”的口号也喊了不少年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师？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博学鸿儒存在的意义已微乎其微；而随着科学的尖端化发展，研究越来越体现为十几个人着巨大的设备进行枯燥的重复，还能期待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思想巨匠吗？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敢为天下先的探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者，“首身分兮心不惩”的者。而这些，正是大师们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今天，我们在为“真语文”上下求索，骨子里免不了带有某种对语文教育里，那深厚的人文意识的一种眷恋与渴望。那些教育时期的文化大师们，他们是何等地凛凛而有生气，朗朗各具风神，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们特殊的知识结构与眼界。

　　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多大一百六十余人，而同时期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总共有五千多人。陶行知、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张彭春、陈鹤琴等均在该校学习过。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正是这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推动力”。而这股热情不但表现在“走出去”，还表现在“请进来”。自1918年以来，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曾经访问我国，通过以及与我国们和学生们接触，他们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时期，学术思想活跃，大师辈出。虽然他们个性迥异，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甘醇清冽的语文“真味”。

　　遥望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坐定。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有一次，他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给学生讲课时，喜欢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讲到高兴处，就突然止步，含笑面对学生。他给学生上作文课，强调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有一回上课，他给学生出的作文题是《今天的午饭》，学生交上来后，他认为有一篇写得比较好：“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以此文为例，告诉学生作文要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据他的学生何兆武回忆说：“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激越，听者为之动容。”还有“北大狂儒”辜鸿铭，有“三”之称的黄侃，对学生极其严厉的鲁迅，从不批改学生考卷的钱玄同这些大师，个个学贯，个性凌厉。他们不仅从文学的视角，还从历史、等各个不同的学科出发来审视语文教育问题，向语文教育“灌注智慧”，这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育，也使语文教育具有了性的特点。虽然时期的素质教育没有像现在这样提得大张旗鼓，但他们在当时的教育大和中外教育交流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素质教育，这就使得语文教师和学生不那么急功近利，为考而教，为考而学。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的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他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语文教育及其背后更深广的母语教育，是一个不会也不应过时的话题。近一百年前的国语老课本，既反映了辛亥后的气象，也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书店3套小学国语课本编写于不同的年代，折射出上世纪前半叶汉不同阶段的语言风景，以及母语更新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在儿童本位和兴趣主义的影响下，各书坊编印的小学教科书取材多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力求贴近儿童学习心理，大量采用寓言、谜语、笑话、传说、故事、儿歌、民歌等儿童文学形式，激发学习兴趣，并以精美的图画拓展儿童的想象，培养儿童的美感。中学教科书随新文学作品语言形式与内容的更新，选用的体裁和题材也日趋多样化：除诗歌、白话小说、话剧外，实用性文体如杂感、随笔、短评、速写、日记、书信等都在课本中争奇斗艳。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小学初级学生用）。这套读本的字体选用颜体楷书，结体方正，笔力雄健，富于阳刚之美，即所谓“颜筋”。在印刷史上，颜体也是自宋以后的主要印刷体。可以想见，儿童日日面对这样的国语课本，天长日久，入之于眼得之于心，执笔写字自会受其熏染，其作用相当于书法字帖。而《国语课本》为丰子恺先生作图，质朴自然，充满童趣，一副大家气派，与叶圣陶先生编写的课文相得益彰。相比于今天满纸人物的彩色小学课本，老课本只有黑白两色，却别有一种平和、朴素之美，让人想起意境悠远的中国水墨画，想起中国乡村的白墙黑瓦，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老课本将中国文学之美、书法之美和绘画之美融于一体，在装帧设计上不照搬当时教科书，而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创造出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国语教科书的样式，比之传统私塾读物大大前进了一步。儿童使用这样的国语课本，得到的不仅仅是母语能力的提高，还有对中国书法、绘画的欣赏能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观属于中国人的审美观。这样的课本，其内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国语。老课本处处教人看到编写者“奠基”的用意：奠常识之基，奠审美之基，奠伦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传统之基，而最终奠民族之基。”（以上材料摘编自网络）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战争反倒更有利大师的成长，因为的拥有者忙于战争，荒芜了对学术界的干预，反而让学术界到了几分。因为战争的缘故，大师获得了空前的学术，得到了很多意外的关照，反倒是后来解放后社会安定了，教授了，学校被打乱了，教学方式被胡乱改动了，学校成了国家的摇钱树，学生成了不学无术的官油子，教授成了的哈巴狗兼。是混乱的，但的教授们大师们确实是幸福的，的大师活得很滋润，活得很自在，活得很，也活得很放肆，他们的所作所为，放到当今时代是不想吃香的，也是不能被者所的，更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是被真正重视了的，学术是被真正放开了的，学者的待遇是被真正的提升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学是真正具有兼容并蓄科学的大学的，一句话，有大师的生长，有大师的生长土壤。

　　大师造就需要的是一个不受干扰的，需要的是得到一个好的学术大视野，一个好的学术激励机制，一个能够进行学术探讨的大，一D的体制下是出不了大师的，大师之大在于思想的与深刻，见解的独到，这些需要远离才行，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此等条件，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大师出现。而当我们这些基本，是一个都不具备的，教授不如歌星远矣，不舔党派之在大学混不下去，不说昏话出不了学术，不做事得不到好待遇，有自己的思想的人活得不自在，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状，这样的，和出大师相距甚远，贫瘠恶劣的土壤又怎能够长出参天大树呢？因此，在思想已经成了牢固不可破的基本职责的中国，学术是很难有充分保障的，学者的待遇是不可能被真正的提升到一定高度的，学者的思想是很难真正实现的，非但近几年中国出不了大师，近三十以内也出不了大师，五十年以内能出大师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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